除了毛主席，谁指挥长征都可能全军覆没，至少四次将红军拉出绝境

贵州遵义苟坝村有个“红军马灯馆”，存放着一盏复制的马灯。真要论价钱，它比不上集市上一盏充电台灯。可来看它的人一直很多，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说，2018年参观者超过180万人次。 今年10月25日，这盏灯又上了电视。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播出了苟坝会议、打鼓新场之争的剧情，不少网友留言：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” 就在三天前，2026年10月22日上午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。回头看那两年，最要命的几回危险，往往不在对面枪炮有多猛，而在队伍自己差点走错路。几次把方向扳回来的是同一个人，而他当时手里常常没有多数票，有时连指挥权都没有。 第一回，起因是一封电报。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里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份电令仿制品。红军电报分五个等级，“万万火急”是最高等级，也是长征途中第一次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最高等级电令。 为什么这么急？湘江一仗打下来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原计划是北上湘西，可蒋介石早有防备，在通道以北的城步、绥宁等多地构筑工事，张网以待。照原路走下去，就是往口袋里钻。 1934年12月12日傍晚，中共中央负责人临时召开紧急会议，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，西进贵州，进攻力量薄弱的黔军。当晚7时许，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西入贵州的“万万火急”进军电报。 刘伯承后来在《回顾长征》中写道：“当时，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，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。”这次会议本身却留下不少谜团，由于没有发现完整的会议原始记录，亲历者回忆又有差异，党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讨论。 也有军史专家认为，这次转兵仅是战术“转兵”，而非战略“转兵”。往哪儿落脚，要等黎平会议、遵义会议再定。不过那天晚上要是没拐这个弯，后面几次会恐怕都没机会开了。 第二回发生在一条河边。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重新参与指挥，可他的复出，却不是“一战封神”。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土城战役，失利了。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开打，由于战前敌情侦察有误，战斗陷入僵局，敌人援军又蜂拥而来。 战况紧到什么程度？朱德坚持要上前线，“老伙计，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……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！”阵地一度被攻破，甚至打到土城以东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。 刚复出的人，最想要的就是一场胜仗来站稳脚跟。毛泽东偏偏选了撤。当晚他提议开会，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、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，立即撤出战斗。仗打顺了收兵不难，打不顺的时候肯认账、马上调头，才是真难。 这一撤，倒撤出了一连串好棋。此后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穿梭往来，纵横驰骋于40万敌军之中，在运动中创造战 机 。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说，四渡赤水是其军事生涯的“得意之笔”。 可就在四渡赤水打到一半的时候，红军又差点掉进坑里。这回挖坑的不是敌人的计谋，是自己队伍里求战心切的情绪。 第三回，就是开头那盏马灯。苟坝会议源自1935年3月10日凌晨1点红一军团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，建议攻打打鼓新场。当时许多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，一心要扩大战果，占领物产丰富、商业繁荣的打鼓新场。 毛泽东看到的是另一面：打鼓新场的敌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，战斗力非贵州军阀可比，城里外有城墙，内修碉堡工事，易守难攻。结果，毛泽东在民主表决中只得到了自己的一票。 他晚年回忆起这事：“比如苟坝会议，我先还有三票，后头只有一票。”会散了，他还是放不下心。“周恩来回到住处到深夜写好作战命令，刚准备休息，毛泽东提着马灯来了”，请他晚点下命令，再商量商量。 周恩来被说动了，第二天一早再开会，把大家都说服了。很快，截获的敌方密报证明毛泽东没看错：国民党的中央军、川军、滇军、黔军、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，且离打鼓新场最近的部队还不到2个小时路程。 这一夜还改了打仗的规矩。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新“三人团”就是在苟坝会议期间定下来的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，这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。打仗怎么打，从此不再靠一屋子人举手表决。 后来，金沙江、大渡河、夹金山一路闯了过去，很多人以为最苦的日子熬到头了。谁也没想到，最凶险的一次，偏偏出在两支红军会师以后。 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四方面军人多，张国焘对北上方针一拖再拖。9月初，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水上涨及粮食困难，拒绝左路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。 9月9日，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，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。据当事人吕黎平回忆，译电员陈茂生和他一起商议将密电先报送给参谋长叶剑英，叶剑英火速报告毛泽东，还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。 当时右路军里四方面军的部队占了多数，真要硬碰硬，后果谁也说不准。毛泽东没有选择对峙，中央当夜在若尔盖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，决定率一、三军团单独北上，并留下一句话：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，南下是绝路。” 9月12日，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开会，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